退休矿工追讨千万股权案胜诉后遇执行难 20年维权路终迎曙光！历经最高法4次裁定、最高检介入监督，一场历时近20年的千万股权追讨案最终由85名退休矿工胜诉。他们被判决认定为内蒙古蒙南煤炭有限公司的原始股东，并享有分红。然而，在这场胜诉官司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退休矿工们再次面临难题——申请执行未获立案。
这起案件始于88名矿工在国企改制后成为蒙南公司的股东。退休后，他们失去了股东身份，遂提起诉讼。经过多次上诉和再审，山西高院二审判决董福后等85人享有蒙南公司的原始股东身份，享有股权819800元，占股18.8%，并享有原始股本金73倍的分红及相应利息。2025年3月，最高法裁定驳回蒙南公司等的再审申请，确认了董福后等85人的股东身份及各自占股比例和分红金额。
在蒙南公司迟迟未履行生效判决后，今年4月26日，79名退休矿工向大同中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，但6月20日，大同中院以“请求事项与判项内容严重不符”为由，驳回其申请。79人重新递交了执行申请，但至今仍未予以立案。沟通中，大同中院立案庭副庭长史保国表示，“这个案子历时20年，到了‘最后一公里’，我们的程序一定要做好。”
申请人与法院的分歧在于执行方式。法院判决股权及分红分配到了每个矿工名下，但近20年来，该案作为集体诉讼，维权代表和骨干垫资数百万元打官司，律师费也一直未支付。相关司法解释允许权利承受人直接申请执行，但大同中院坚持要求将每个人判决的股权直接执行到其账上，不能将部分转让的股权执行到诉讼代表头上。
蒙南公司前身是内蒙古准旗房塔沟硫磺厂，1998年由国企改制为民企。1999年，包括董福后在内的88人成为蒙南公司的合法股东。2003年，转制后5年内，董福后等88人陆续退休。退休时，他们与蒙南公司签订了一份《协议书》，同意将量化资产由公司一次性交社保局，解除与公司关系，并将股金卖给公司。
2005年，蒙南公司开始按原股本金1:1的比例分红，但退休矿工们被告知已在退休时退股。矿工们不服，决定抱团起诉维权。2007年9月，88人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但被驳回。随后，他们通过刘家辉律师向最高法申请再审，最终在2017年4月，由山西高院判决确定88人享有蒙南公司原始股东身份及其收益权。
2017年，经蒙南公司申请，最高法第三次裁定再审，案件又回到一审。2018年9月，88人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。经过长达近7年的程序运转，最终大同中院作出重审一审判决后，山西高院于2024年11月22日下发终审判决：董福后等85人享有蒙南公司的原始股东身份，股权比例为18.80%；蒙南公司支付85人分红款从2004年起截至2011年共计5984万余元及相应利息。最高法驳回各方再审申请，维持了山西高院判决。
在这20年间，几乎每次法院下达的文书都要更新一遍当事人参加诉讼情况，因为85名退休矿工年事已高，在维权过程中不断有人离世。截至2024年底，先后共计有16名当事人去世，由其妻子或儿子作为继承人参加诉讼。目前，集体诉讼的79人中，大多数是70岁以上至80多岁的老人。
维权过程中，诉讼代表和维权骨干以及律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20年来，维权各种费用高达近600万元，其中诉讼费就多达162万余元。大部分费用由诉讼代表和骨干垫付，甚至借高利贷。当山西高院的终审判赢后，85人中的6人要求脱离集体诉讼，不愿支付律师费和维权费用。
基于此，在蒙南公司迟迟未主动履行生效判决后，今年4月26日，79名退休矿工向大同中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，并要求把部分股权直接执行到维权代表和律师事务所，进行分配或抵扣律师费。然而，大同中院仍未予以立案。目前79人已向大同市人民检察院、山西高院提交执行监督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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